2.风筝的褶皱（伪骨科）

    她第一次看到这栋房子的时候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外婆刚下葬一个星期，母亲开车带她来这里。车子开进别墅区的时候她一直看着窗外，看着那些她从来没有见过的房子——每一栋都那么大，每一栋都那么新，每一栋的院子里都种着树、停着车、养着花，和她在镇上见过的那些房子完全不一样。她不相信母亲会住在这样的地方，不相信自己以后要住在这样的地方，她转过头看母亲，想问这是哪里、我们来干什么，她看着母亲的侧脸，把那些问题咽回去了，咽进喉咙里，咽进胃里，和那些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悲伤混在一起，变成一团沉甸甸的东西，压在她的身体最深处。

    后来她慢慢习惯这里，习惯了踩在大理石地砖上，脚底凉凉的，滑滑的，每一步都发出轻微的回响；习惯了抬头就能看见水晶吊灯，几百颗水晶珠子挂在那里，折射出彩虹一样的光斑，像是某种昂贵的、她不配拥有的东西；习惯了王姨做的饭菜，四菜一汤，每天不重样，比她和外婆吃的那些清汤寡水精致一百倍；习惯了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习惯了穿过长长的走廊才能到达自己的房间，习惯了早上起床拉开窗帘看见的是草坪而不是邻居家的墙。她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但习惯不等于接受，更不等于认同。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你可以习惯一双不合脚的鞋，习惯它磨脚的地方，习惯它硌人的方式，但这不代表你觉得这双鞋是对的，不代表你觉得这双鞋是你的。

    她从来没有觉得这是自己的家。

    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她不知道。外婆还在的时候，她以为家就是那间小屋子，就是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就是厨房里飘出来的葱花炒蛋的香味，就是外婆在院子里喊她吃饭的声音。但外婆走了，那间屋子也不在了，她忽然不知道“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了。她只知道家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住在一栋很大的房子里，却不知道隔壁房间的人在想什么；不应该是坐在一张很圆的饭桌旁，却觉得自己是多余的那一个；不应该是每次回来都要按门铃，好像自己是一个需要被允许进入的客人。

    她走到门口，按了门铃。

    这也和她以前住的地方不一样——以前住的地方没有门铃，门是木头做的，漆都掉了一半，要敲，用手掌拍，外婆的耳朵不好使，要拍很多下她才能听见，然后一边喊“来了来了”，一边从屋里慢吞吞地走出来开门，她从门缝里能看见外婆的脸，皱纹堆在一起，但眼睛是亮的，是看见她回来而亮起来的。这里的门是防盗门，很厚，很重，隔音效果很好，里面说话的声音她在外面根本听不见；门上装着指纹锁，继父、母亲、黎栗都录了指纹，她也录了，但每次都还是会习惯敲门，尽管最开始说了因为这件事她被继父和母亲念叨过很多次，后来还是随着她去了。

    王姨叫她小祝，叫了好几年了。一开始她觉得别扭——她姓祝，不姓黎，但住在这栋房子里，用着继父的钱，吃着继父请来的阿姨做的饭，睡着继父买的床，她不知道自己算什么。她不是黎家的人，但她住在黎家的房子里；她是祝家的女儿，但祝家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小祝，这个称呼是模糊的，既不是”祝小姐”那样的生分客套，也不是“鸢鸢”或者“小鸢”那样的亲近随意，刚好卡在中间，不远不近，不冷不热，谁都不得罪。现在她已经习惯了，习惯了被叫小祝，习惯了在这个家里做一个身份模糊的人，习惯了不知道自己是谁、属于哪里。

    王姨是继父找来的，从她搬进这栋房子的第二年开始做，到现在快七年了。做饭、打扫、采买、收拾，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归她管。王姨是本地人，五十多岁，以前在别的人家做过，据说是在一个什么局长家里，做了十几年，后来那家人移民了，她才出来重新找工作。王姨手脚麻利，做菜好吃，脾气也好，从来不多嘴多舌，从来不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主人家的是非。

    王姨对她也很好。

    祝辞鸢应了一声，换了鞋，走进玄关。

    玄关的地垫换了，从以前的灰色变成了米白色，上面印着一只抽象的猫，线条简单，看起来像是从什么北欧设计师品牌买来的，踩上去软软的，带着一点弹性。

    王姨说太太在楼上呢，你先坐，我去叫她。她说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就行。王姨又要去给她倒水，说渴不渴，冰箱里有果汁，还有酸奶，你想喝什么我给你拿。她说不渴，摆摆手，谢谢王姨，然后往客厅走。她不想让王姨伺候她，每次王姨对她太好的时候，她都会觉得不自在，觉得自己受不起，觉得自己欠了什么东西。

    客厅很大，挑高很高，下午的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大片明晃晃的亮斑，像一块被打翻的金色颜料，流淌在深色的木地板上，缓缓蔓延。沙发换了，从以前的米白色换成了灰蓝色，是那种很高级的布料，摸上去像天鹅绒又像某种动物的皮毛，坐上去既软又有支撑，屁股陷下去一点，但不会陷得太深。茶几上摆着一束洋桔梗，淡紫色的，插在一个细颈的透明玻璃花瓶里，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叶子也是新鲜的，看起来是今天刚从花店买回来的，也许是母亲买的，也许是王姨买的，为了迎接她回来。墙上的画也换了，从以前那幅山水——青山绿水，云雾缭绕，像是某个三流画家的仿作——变成了一幅抽象派，一些红色和黑色的色块叠在一起，线条凌乱，看不出画的是什么，画框下面贴着一个小小的标签，写着一个她不认识的外国名字和一串数字，也许是价格，也许是年份，也许是编号，她不关心，她从来不关心这个家里的任何东西值多少钱。

    一只灰蓝色的英短从沙发上跳下来，朝她走过来，四只爪子踩在地板上几乎没有声音，尾巴翘着，耳朵竖着，眼睛是圆的，是金色的，像两颗玻璃球。它走到她脚边，停下来，用毛茸茸的脑袋抵着她的小腿，蹭了蹭，力道不轻不重，熟稔又亲昵，像是在说：你回来了，我认得你，我一直记得你。

    Violet。

    她蹲下来，伸出手，摸了摸猫的头，手指穿过那层柔软的灰蓝色毛发，触感像是摸一块温热的绒布，或者一片被阳光晒过的云。猫眯起眼睛，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那声音很轻，很低，很满足，像一台小型发动机在胸腔里缓缓运转。五年了，猫老了一点，动作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跳上跳下的时候会顿一顿，会犹豫一下，好像膝盖不太好使了；眼角有了一点眼屎，她伸手帮它擦掉，指尖触到一点湿湿的东西；毛色也没有以前那么亮了，有几根白的混在灰蓝色里面，像人类的白头发，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但它还是喜欢蹭她，每次她回来，不管隔了多久，Violet都会从它待着的地方——沙发上、窗台上、某个角落的猫窝里——站起来，走到她脚边，用脑袋蹭她的腿，像是在说：你回来了，我等了你很久。

    她不知道这只猫是不是还记得五年前的事。

    那一个月，在黎栗的公寓里——她不愿意去想那一个月，但有时候还是会想起来，在某些控制不住的时刻——Violet每天晚上都蜷在她脚边睡觉，把它柔软的、温热的身体贴着她的脚踝，像一个活的热水袋，像一个不会说话的陪伴者。她盖过的毯子它会叼到自己的窝里，像是要把她的气味据为己有；她坐过的椅子它会跳上去闻一闻，转几圈，然后趴下来；她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厨房，客厅，卧室，阳台，像一条灰蓝色的影子，安静地、忠诚地跟着她。那时候Violet还年轻，毛色更亮，眼睛更圆，动作也更灵活，会从沙发扶手上一跃而起跳到她肩膀上，吓她一跳，然后它就趴在她肩上，尾巴垂下来搭在她胸前，咕噜咕噜地叫。她不知道为什么它会那么喜欢她，也许是因为她身上有什么味道吸引它，也许是因为她在沙发上一坐就是很久，方便它蹭来蹭去，也许是因为黎栗不在的时候它太孤单了，需要一个活物来陪伴。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她不知道，也不想深究，深究下去会碰到一些她不愿意碰的东西。

    现在Violet属于母亲了。黎栗回国之后，没有把它带去自己的新公寓，而是送给了母亲，说工作太忙，经常出差，没时间照顾。她记得母亲当时很高兴，抱着Violet，脸上笑得像一朵花，说她一直想养一只猫，说这只猫真漂亮，眼睛好看，毛色好看，性格也好，说以后就让它陪着我，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也有个伴儿了。

    她站在旁边，看着母亲抱着Violet，看着Violet在母亲怀里乖乖地待着，没有挣扎，没有叫唤，好像它已经接受了这个新的主人，好像它已经忘记了以前的那些日子——那些在黎栗公寓里的日子，那些她也在场的日子。她看着Violet从一个男人的猫变成另一个女人的猫，像一件被转手的物品，像一个被传递的包裹，寄件人是黎栗，收件人是母亲，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她没有问过黎栗为什么要送走它，为什么不继续养，为什么不——她不问，她从来不问关于黎栗的任何事情，问了会怎样呢？问了她能得到什么答案呢？问了之后她又能怎样呢？她只是每次回来，都会摸摸Violet的头，蹲下来，和它待一会儿，然后站起来，继续做她该做的事。

    这个家总是在变。每次她回来，都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大的小的，明显的不明显的——窗帘的颜色变了，从米白变成浅灰；地毯的图案变了，从几何线条变成抽象水墨；玄关的绿植换了品种，从发财树变成龟背竹，又从龟背竹变成琴叶榕；书架上的摆件调整了位置，新添了几个她不认识的东西，陶瓷的，玻璃的，金属的，不知道是从哪里买的，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这些变化都是母亲做的，或者是继父授意、母亲执行的，又或者是某个室内设计师提议、他们点头同意的，她不知道，也不关心。但这些变化和她没有关系，没有人会在买新窗帘之前问她喜不喜欢这个颜色，没有人会在换新地毯之后征求她的意见，没有人会在添置新摆件的时候给她发一张照片问“你觉得放在这里好看吗”。这是继父的家，是黎栗的家，也许某种程度上也是母亲的家，但不是她的家。她只是一个偶尔回来借住的客人，一个在户口本上写着“继女”两个字的外人，一个和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的存在。

    只有Violet每次都认得她。

    她的目光从猫身上移开，扫过客厅，落在角落里那架三角钢琴上。

    钢琴是黑色的，漆面光亮，立在落地窗前面，占据了客厅的一个角落。琴盖是合着的，盖板上什么都没有摆，干干净净的，表面光滑得像一面黑色的镜子，反射着窗外照进来的光线。阳光落在琴盖上，形成一道明亮的光带，细小的灰尘在光带里缓缓飘动，飘得很慢，像是在水里游泳的浮游生物。她记得自己刚搬来的时候，这架钢琴的盖板上还放着一些照片和奖杯，都是黎栗的——他小时候学过钢琴，从五岁开始学，学了整整十年，拿过省里的奖，也拿过全国的奖，那些奖杯有金色的有银色的，大大小小排成一排，闪闪发光；照片也是排成一排的，从五岁拍到十五岁，从一个坐在琴凳上脚够不到踏板的小男孩，变成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结、面无表情地看着镜头的少年。后来他上了大学，去了国外，就没再弹了，那些照片和奖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收走了，可能是被继父收进了书房的柜子里，也可能是被黎栗自己拿回了房间，也可能是被扔掉了。她没有问过，她从来不问这个家里的事。

    她的目光继续移动，往前，再往前，落在走廊尽头那扇虚掩着的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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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又是一个h要很久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