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风筝的褶皱（伪骨科）

    写在前面：艾莉希亚的那篇1v2开了新文   因为已经有存稿很多   算得上是长篇了   喜欢那个故事的朋友可以直接看新文啦   这里不会再更新那个故事

    这篇也会是长篇   之后会重新开新的单独的文

    但是因为目前在写艾莉希亚的文章   在伪骨科这篇上只会稀稀拉拉写点   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忘灵感

    我个人其实非常雷骨科这种权力不对等的关系   甚至连擦边的类似于领居哥哥这种也很雷

    在我个人的观点里我会觉得这是一种上位者对于下位者的引导   年长的一方往往在年幼的一方价值观和世界观尚未成型时就已经介入了对方的生活   甚至会有gaslighting   是一种非常toxic的驯化关系

    所以伪骨科在塑造人物上面会有强烈的个人偏好   对此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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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辞鸢已经好几个月没回这栋房子了。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刚好够让一切都变得有点陌生，又不至于完全忘记。从这里搬出去以后，家就变成了一个需要“回”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和她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她可以完全不去想、却偶尔会突然想起的地方。她与这栋房子之间隔着一段距离，那种距离不仅仅是地铁站数或者公里数可以衡量的。偶尔在地铁上，在公司茶水间接热水的时候，在出租屋夜里醒来盯着天花板的时候，这栋房子会闯进她脑海里。院子里的桂花树。餐厅正中央垂下来的那盏吊灯。楼梯拐角挂着的那幅她从未仔细看过的油画。念头停留几秒，然后消散，像水面上一圈涟漪，荡开，没了踪影。她继续挤地铁。继续加班。继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洗澡，一个人躺着刷手机，直到睡意把她拖进黑暗里。

    这样挺好的。她对自己说。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猜任何人的心思，不用在饭桌上努力找话说，不用在每一个节日到来之前纠结要不要回去、回去了说什么、不回去又怎么解释。

    上一次回来是中秋，继父订了一桌菜，说是家宴，让她务必回来。

    “务必”是母亲转达的。继父很少用这种语气，他大部分时候温和、客气，但“务必”没有商量的余地，是已经替她决定好了的，是她只能照做不能拒绝的。这顿饭有什么特别的，也许有事要宣布，也许有人要介绍，也许只是继父忽然想起自己有这么一个继女、应该履行一下家长的职责。她请了半天假，打车过去，傍晚时分到达别墅门口。

    王姨开的门。

    “小祝来啦，快进来，大家都等着呢。”

    其实还差五分钟。但在这个家里，准时是不够的，早到才是对的：早到十分钟，才能证明你把这顿饭放在心上，才能证明你在乎这个家，才能证明你在乎坐在饭桌边的那些人。差五分钟到，和迟到没有区别。她换了鞋，跟着王姨往餐厅走。

    饭桌上坐着四个人。继父，母亲，黎栗，还有她。

    继父在主位。八年了，从她第一次在这张桌上吃饭开始，这个位置就没变过。母亲在他右手边，侧着身子，随时准备给他布菜、倒茶、接话。黎栗在继父左手边，她在黎栗对面。他们隔着整张桌子，中间是转盘，是菜，是吊灯投下的一圈光。桌子是圆的。圆桌，团圆，和和气气。但这个圆把每个人嵌在固定的位置上，八年了，没有人挪动过。

    桌上摆了一圈菜。正中央是砂锅，牛腩炖萝卜，咕嘟咕嘟冒热气，继父喜欢的。旁边是清蒸鲈鱼，葱丝姜丝铺在鱼身上，还没淋热油。一盘盐水毛豆，一盘凉拌黑木耳，一盘蒜蓉西兰花。靠她这边放着一碟剁椒鱼头，红艳艳的辣椒堆成小山，油汪在盘底——全家只有她吃辣。还有一小碗香菜拌豆腐，香菜切成细丝铺满碗面。

    继父在说话。公司的事，高尔夫的事，上周在哪个饭局上遇见了谁。他的声音填满整张桌子，填满整个餐厅。母亲偶尔接一句，笑着，点头，替他把话圆过去。黎栗安静吃饭，勺子在砂锅边缘刮了一下，舀起一块萝卜。祝辞鸢低头吃，筷子伸向剁椒鱼头，夹起一块鱼rou，辣油沾在筷尖，放进嘴里，舌尖发麻。这种麻让她有事可做，不用开口，不用抬头，不用加入那些她插不进去的对话。

    “鸢鸢最近工作忙不忙？”母亲问。

    “还好。”

    “那个项目做得怎么样？”继父把话题转向她，她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指的是什么——她上次回来的时候随口提过一句，没想到继父记住了，或者说，母亲替她记住了然后告诉了继父。

    “挺顺利的。”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最后这一句是黎栗问的。她抬起眼睛看他。灯光落在他脸上，勾勒出分明的轮廓，眉骨高，眼窝深，眼睛黑得像一潭没有底的水。他为什么要问这句话？是继父示意他问的？是母亲暗示过他？还是他自己想问的？她看着他的眼睛，试图从那潭深水里读出一点什么，但什么也读不出来。

    “没有。”

    她低下头去，筷子又伸向那碗香菜豆腐，夹起一块。香菜丝挂在豆腐边缘，嫩白的豆腐，翠绿的香菜，她一起送进嘴里。三个问题，三句回答，然后饭桌上只剩下继父的声音继续响着，像一条永远不会断流的河，从这头流到那头，淹没所有其他的声音，淹没所有其他的存在。

    她用眼角的余光看见黎栗的手搁在桌沿上。那只手很好看，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甲剪得齐整干净。他的手和她的手之间隔着小半张桌子，隔着那盘还剩大半的蒜蓉西兰花，隔着八年的时间，隔着一条她永远不会试图跨越的线。

    这段距离从她第一次在这张桌上吃饭开始就没有变过。她那时候十五岁，刚刚失去外婆，刚刚从镇上搬进城里，刚刚住进这栋她从未想象过自己会住进来的房子。她在这张桌上吃的第一顿饭是什么，她已经记不清了。但她记得那种感觉——那种局促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的、拼命想让自己显得自然却怎么也自然不起来的感觉。八年过去了，这种感觉从未消失过。

    吃完饭她说要走了，明天还要早起上班。这是一个完美的借口，无懈可击的借口，没有人能够指责一个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的人不在饭后多待一会儿。母亲送她到门口，往她手里塞了一盒月饼。

    “王姨做的，你带回去吃。”

    “替我谢谢王姨。”

    盒子是纸做的，上面印着“花好月圆”四个烫金的大字，金粉有些脱落了，蹭在她的指腹上，亮闪闪的。她捧着盒子，感觉到里面的重量，大概有六块或者八块，蛋黄莲蓉的，或者五仁的，或者豆沙的，王姨每年做的口味都不太一样，但分量总是很足，总是够她吃上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她真的会吃的话。

    母亲站在门口，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远，她的身影在玄关的灯光下拉得很长。祝辞鸢没有回头。她从来不在这种时候回头。回头就意味着犹豫，犹豫就意味着软弱，软弱就会让她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比如我其实不想走，比如我其实有点想留下来再坐一会儿，比如我其实有点想念你，mama，尽管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些话。

    那盒月饼后来被她塞进冰箱最里面的角落，和一盒过了期的牛奶、半块干掉的芝士蛋糕挤在一起，做起了领居，成了冰箱深处那些被遗忘的东西中的一员。她每次打开冰箱门都会看见它，但她很少会把它拿出来。偶尔想起来的时候会吃上一块，坐在出租屋的小饭桌前，一个人对着窗外发呆，咬一口蛋黄莲蓉，甜腻的馅料在嘴里化开，外面的夜色一点一点浓下去。但大多数时候，她会忘记它的存在，就像她会忘记很多事情的存在一样。等她再想起来的时候，月饼已经过了保质期，蛋黄上长出了一层灰绿色的霉斑，像是某种从内部开始腐烂的东西终于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她把整盒月饼扔进垃圾桶里，纸盒砸在袋子底部，发出闷闷的一声响，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次是十二月，快到年底了。

    母亲打电话来，说家里收拾出来几件她以前的旧衣服，问她要不要回来看看，要的话就带走，不要的话就让王姨收拾了送人。旧衣服只是一个借口，她心里清楚得很。母亲需要一个理由把她叫回去，这个理由不能太重——太重了会给她压力，会让她觉得被强迫，会让她产生抵触情绪；也不能太轻——太轻了她可以轻易推掉，可以说工作忙走不开，可以找一百个借口不回去。旧衣服刚刚好享。不轻不重，不痛不痒，回来就回来，不回来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谁也不会因此伤心，谁也不会因此失望。母亲总是如此的，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来，让人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

    “好。”她说。

    出门之前她换了一件米白色的高领毛衣，那是去年冬天在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挂在衣柜里挂了快一年，吊牌都还没剪。

    她的公寓不大，一室一厅，但一个人住是足够的。冰箱里永远只有牛奶和鸡蛋，偶尔会有一盒吃剩下的外卖，偶尔会有一袋切好的水果。衣柜里的衣服按照颜色深浅排列，从白到灰到黑，整整齐齐，像是商场橱窗里的陈列。床单每两周换一次，窗台上那盆绿萝还活着，叶子绿油油的，垂下来，在阳光底下晃动。她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规规整整，像一件叠好的衬衫，放在柜子里，平平整整，没有一丝褶皱，但也没有人会把它拿出来穿。

    十二月的天是灰白色的，空气干燥，吸进肺里的时候带着一丝刺痛，像是有什么细小的针在扎。她叫了一辆车，报上地址，靠在后座的椅背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一点变化。写字楼变成住宅区，住宅区变成绿化带，法国梧桐变成银杏。银杏的叶子早就落光了，只剩下灰褐色的枝干伸向天空，像是一群正在伸展四肢的生物突然被冻住了，保持着某个未完成的姿势，凝固在半空之中，等待着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解冻的时刻。

    车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去。八年前的那个夏天，她也是这样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的树往后退。那是七月，外婆刚刚下葬，尸骨未寒。那时候银杏树还披着浓绿，阳光烈得灼人，蝉鸣震得耳朵发疼，整个世界都浸泡在一种guntang的、喧嚣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热浪里。她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玻璃是凉的，贴上去很舒服，是那个夏天里为数不多的让她觉得舒服的东西。她的眼睛肿着，肿得像两个核桃，看什么东西都隔着一层雾似的模糊不清，但她没有再哭。眼泪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流完了，流在外婆的枕头上，流在那张她睡了六年的木板床上，流在那个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人住的小房间里。

    那天晚上她睡在外婆的床上，那张她从九岁睡到十五岁的木板床。床垫很硬，硌得人腰疼，但她已经习惯了，习惯到换一张软床反而睡不着。枕头上还残留着外婆的气味，淡淡的，旧旧的，像是某种干枯的草叶被太阳晒过之后留下的味道，混着樟脑丸的气息，混着老旧木头的气息，混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的气息。她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听窗外的虫鸣一声接一声，听隔壁房间里母亲压低了嗓门说话的声音——她在和谁说话？在说什么？祝辞鸢听不清楚，也不想听清楚。她还听见院子里偶尔传来的脚步声，是邻居家的狗在夜里乱跑，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她也不知道。她只是躺在那里，躺在那张她睡了六年的床上，想着，这张床以后就不会再有人睡了。这间屋子以后就要空了。外婆再也不会在早上六点半推开门，用她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轻轻拍她的肩膀，叫她起床吃早饭了。

    那是她十五岁那年的夏天。

    车在别墅区门口停了下来。

    她付了车钱，推开车门下来，在路边站了一会儿。出租车的尾灯在她视线里慢慢缩小，缩成两粒红色的小点，转弯的时候闪了一下，然后被夜色吞没了，像是一只眼睛眨了一下，然后永远地闭上了。她站在那里，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件寄错了地方的包裹，收件地址写得模模糊糊，收件人姓名也看不清楚，无人认领，无处可去，就那么孤零零地搁在路边上，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人来把她带走。

    这条路她已经走了八年。每一块地砖的接缝她都熟悉，每一棵行道树的姿态她都认得，每一盏路灯在什么位置会投下什么样的阴影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像是一段被硬塞进脑子里的课文，背得滚瓜烂熟，却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从来没有真正感到过亲切。那株银杏树的树干上有一道扭曲的疤痕，那是多年前一场大风刮断了枝桠之后留下的印记，树皮在伤口处愈合，长出一层凸起的、凹凸不平的疤，像是皮肤上的烫伤。再往前走几步是那棵老香樟，树冠茂密得有些阴沉，枝叶层层叠叠地堆积在一起，夏天的晚上，它肥厚的树影能把半盏路灯都吞进去，让那一小段路变得格外昏暗，格外静谧，格外像是什么不该发生的事情会发生的地方。

    高中那几年，她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坐在继父派来的车里去上学。司机点点头，每天早上她上车的时候他会从后视镜里看她一眼，然后发动汽车。那时候她还不习惯住在这个地方，还不习惯这栋三层楼的别墅，还不习惯每天早上有人专门开车送她上学，还不习惯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还不习惯那种安静得让人发慌的静谧。她总觉得这条路太宽了，太干净了，太安静了，和她之前住过的那些地方完全不一样。在她的记忆里，路应该是窄的，热的，挤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早点摊上的油条在锅里滋滋作响，炸得金黄焦脆，油烟味飘得满街都是；修自行车的老头蹲在路边，手里的锤子敲敲打打，叮叮当当的声音从早响到晚；隔壁张阿姨端着一盆衣服蹲在家门口的水龙头下面搓洗，洗衣粉的廉价香味混着肥皂水的气息弥漫开来，和早点铺的油烟气搅在一起，变成一种她再也闻不到的味道。那是一种脏兮兮的热闹，一种乱糟糟的生机，一种她以为自己会在那里面生活一辈子的理所当然。

    八年过去了。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从未消失过。也许永远都不会消失了。也许一个人在十五岁之前住过什么样的地方，就会永远属于什么样的地方，之后搬到哪里都只是寄居，都只是暂住，都只是在别人的屋檐下假装自己也是这里的一份子。

    门岗朝她挥了挥手，示意她可以进去了。那人五十多岁，姓什么她已经忘了，只记得他总是穿着那身深蓝色的制服，戴着那顶有些发旧的帽子，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皱纹，从眼角一路延伸到嘴角边上，像是一条干涸的河道。他认得她，叫她“黎先生家的女儿”——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是这样称呼她的，客气，热络，带着一种对大户人家的恭敬。她没有纠正他，她从来都不会去纠正任何人。“黎先生家的女儿”就“黎先生家的女儿”吧，反正也不是第一个这样叫她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外人看来这似乎就是事实。每一次她都只是点了点头，走了进去。

    园区里的小路两边种着冬青和红叶石楠，修剪得整整齐齐，一棵一棵排列成行，像是一排站岗的士兵，又像是一群穿着制服的学生在等待检阅。母亲当年告诉过她，这种植物叫红叶石楠，春天的时候长出来的新叶子是红色的，红得发亮，衬在一片绿色中间，很好看。她那时候点点头说哦，然后就把这件事忘掉了，忘得干干净净，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但是后来，每一次走过这条路，母亲当时说这句话时脸上的表情都会浮现在她眼前——那是一种带着讨好意味的表情，小心翼翼的，试探性的，仿佛在说：你看，这里什么都很好，这里比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好多了，你应该喜欢这里，你应该把这里当成你的家。但她没有办法喜欢。喜欢不是一种可以被说服的情感，不是一种可以被道理征服的立场。她只是记住了那些植物的名字，仅此而已。红叶石楠。冬青。桂花。香樟。她可以叫出它们每一个的名字，但她无法对它们产生任何感情，就像她可以住在这栋房子里八年，却始终无法觉得这里是她的家一样。

    地上落了一些枯黄的叶子，稀稀拉拉的，物业还没有来得及打扫干净。她拐过一栋楼，那栋米白色的别墅就出现在她眼前了。

    三层楼，带一个小花园。院子里那棵桂花树是继父在她搬来之前就种下的，种了好些年了，树干已经有碗口那么粗，枝叶繁茂，遮住了半个院子的天空。继父说他喜欢桂花的香味，说桂花是富贵的象征，说“桂”和“贵”谐音，寓意很好，说这棵树会给这个家带来好运，带来财气，带来平安顺遂。每年八月的时候，满树的桂花开得金灿灿的，一簇一簇，挤在枝头，香味浓得能飘出半条街去。但那股甜腻腻的味道飘进她房间的时候，浓得让人头疼，浓得让人喘不过气，浓得让人想逃。她不得不把窗户关得紧紧的，一个人闷在空调房里，闷一整个夏天的尾巴，等着那些花谢掉，等着那股香味慢慢淡下去，等着秋风把那些残留的气息吹散干净。

    她第一次看到这栋房子的时候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